在一个崇尚集体主义的国家里，“另类”——意指“另外一种选择”——曾经是一个颇具辱骂意味的词语。而现在一群文身的不羁青年让这个词重新获得新生。
文身不再是罪犯的标志
从顾客的背上拿起刺针，邢海松(音)端详着自己的作品。他将客人从桌上扶起，让他照照镜子。图案边上的皮肤还红肿着，不过客人很高兴，他一边穿着衣裳，一边赞赏并道谢。
虽然隐藏在衣服底下，那小小的叛逆标记却标志着中国文化的一个深刻转变。当Johnlong在1997年开业的时候，文身还是一种骇人听闻的东西，人们常常把它与犯罪分子联系起来。而现在，医生、教师和办公室职员都频繁光顾此店。 “中国人不喜欢表现自己。”邢先生说。他的长发与破旧斑驳的黑色牛仔使他在一般的上海人中显得很突出。“对于我，我不在乎别人怎么想。另类就是做你自己觉得对的事情，敢于逆流而行。现在越来越多的人都是像我这样想的。”
另类——曾经是一个带有批评意味的贬义词，被用来描述那些持不同意见者。在过去，不同寻常的发式、夸张的服饰，在政府看来是很可疑的。当西方的文化忙于现代主义、摇滚、垮掉的一代、嬉皮士和朋克的时候，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正忙于建设社会主义——他们没工夫来赶这番潮流。我们选择牛仔，他们穿中山装；我们读凯鲁亚克(“垮掉的一代”的代表作家)与Kesey，他们背红宝书；我们听苏联的摇滚Back，他们齐声高歌“东方红”；在我们到达了E代与X代的时候，他们正忙于建设“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”，无暇找一个正义的理由来进行反叛。“另类”成为一种骄傲的表现，还是近几年的事。
从美学方面看，他们的标志是尖耸的发式、皮肤上穿孔、爱好摇滚或电子乐。情感上，他们渴望自由，“做我们想做的事情”，然而他们大多数都将婚姻与为人父母看作自己最终的归宿。
从追求一致到与众不同
一些地下电影，比如《上海恐慌》，还有一些时髦小说，比如棉棉的作品，详细描述了一些极端的另类生活方式：吸毒、贪婪而又无趣的乱交。我们不要低估了这些彬彬有礼、能言善辩的孩子们所代表的中国社会翻天覆地的变化。在这个几千年来一直以遵从“一致”为行为准则的国家，他们致力于追求与众不同。
杨雄(音)，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青年文化的专家，当问到另类能否在10年前存在的时候，他笑了：“中国那时候非常封闭，年轻人生活空间狭隘，观念闭塞。他们得不到域外文化方面的信息。”
奇怪的是，杨在当代青年的反叛与上世纪60年代晚期红卫兵的造反中发现了某种相似之处。“我当时是一名红卫兵，也许我们是那个时代的另类。”他说，“我们想要做某种宣告。我们穿着肥肥的裤子，扎着宽宽的皮带，它们成了时尚的标志。但在‘文革’期间，每个人都想和别人一样。现在，每个人都想与众不同。”
这种认同危机是中国经济扩展所带来的一件奢侈品——当你的肉体生存尚处于威胁之中的时候，你是不太会去冥想存在的问题的。但另类一族也表达了他们对身边弥漫着的无情的拜金主义的不安。也许10年前他们正攀爬着职业的旋梯，但现在他们在思考那到底有什么意义。
另类们很容易由追求个人解放发展为要求社会变革——就像西方的青少年由上世纪50年代的反抗束缚，进展为60年代的改变世界，但在中国并没有这一转变。另类是一种由理想主义与愤世嫉俗组成的奇怪混合：他们认为应当有一种更好的生活，但他们不相信自己能够实现这样的理想。
杨雄认为独生子女政策是产生这个现象的部分原因。“孩子们在幼年的时候要是没有友谊的话，不利于他们的社会化。他们会变得孤独、内向，也许会封闭自己，不与外界交流。”
文身被重新隐藏
但我们也有理由认为另类并非一种失常，而是中国社会的一个典型产物。全套的现代化改革即意味着改变社区和集体生活，以换取常常是以消费为基础的自我满足。
B6，一位美术设计师与音乐家，他这样评述他父母的生活：“我的父母亲经历了‘文革’，浪费了许多宝贵的时间。但他们仍觉得自己应当做别人期待他们做的事情。中国的历史就是这样。人们不知道他们的内心想要什么，政府怎么说，他们就怎么做。”
这个23岁的青年注意到他的一些朋友已经在改变了：开始认真工作，穿上正装，竞争办公室的职位。“也许，我也会改变。”他说时耸了耸肩。
他的哀叹让我想起了史君(音)，一位31岁的店主——他曾经是Johnlong的常客，他背上的那条腾飞的龙便是明证。但在展示了他的文身之后，他立马拉下T恤来把它遮住。
“我年轻的时候也很另类，”他说，“当然政府并不理会人们是不是另类，而且‘另类’的东西也长久不了。坦率地说，我想过很另类的生活。但在现实生活中，我必须要做个正常的人。像我这个年龄的人更关心的是挣钱。”(Tania Branigan/文 胡永华/编译)
